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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夫妻双方的结合。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1949年以来中国制定了有关婚姻家庭的四部法律规定：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2021年开始实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结婚率和离婚率：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结婚人数：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万人，比2013年下降48.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养育成本高，四是结婚成本高，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已婚比例和未婚比例：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未婚同居率：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0.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性别比：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家庭规模：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1953年家庭规模平均为4.30人，1964年为4.29人，1982年为4.41人，1990年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为3.10人，2020年只有2.62人。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目录1、1949年以来中国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1.1 1950年《婚姻法》1.2 1980年《婚姻法》1.3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1.4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2、中国婚姻状况和国际对比2.1 结婚率、离婚率、离结比2.2 历年婚姻登记数据2.3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2.4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国际对比2.5 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国际对比3、性别比失衡对中国婚姻家庭的影响3.1 总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的区别3.2 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演变和原因3.3 性别比失衡导致农村光棍急剧增加等负面影响3.4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城市大龄未婚女性3.5 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出生性别比下降4、非传统家庭4.1 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4.2 单亲家庭4.3 未婚同居4.4 非婚生育5、政策建议5.1 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5.2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5.3 对《民法典》有关收养条款的修改建议5.4 法定婚龄降到18岁5.5 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5.6 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6、结论参考文献图表目录表1：中国2000-2020年结婚率与离婚率（‰）表 2：2020年中国各省份结婚率和离婚率表 3：中国1985年以来婚姻登记情况表 4：2019年部分国家平均初婚年龄情况表 5：2009-2019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表 6：2019年中国30-49岁大龄男女未婚比例（%）表 7：部分发达国家30-34岁男女未婚比例（%）表 8：2015年部分国家/地区的家庭规模情况（人）表 9：历次CFPS调查中18岁以下未成年受访者居住在各类家庭中的比例（%）表 10：2018年部分国家/地区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表 11：当今主要国家的法定婚龄概况图 1：中国2000-2020年结婚率与离婚率（‰）图 2：中国1985年以来结婚登记情况图 3：2020年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情况图 4：2009-2019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1、1949年以来中国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1.1 1950年《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于1950年4月13日由中央政府通过，自5月1日起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正式法律，颁布时间比1954年宪法还要早4年。这部《婚姻法》颠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纳妾等旧婚姻制度，其确立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四大基本原则也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旋律。此外，1950年婚姻法还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并规定婚后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这部《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一条款确立的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男女权利平等。它还在第三章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中指出:“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7条)。第二条规定“禁止重婚、纳妾。”这条规定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首次明文禁止纳妾。第十七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这一离婚条款，贯彻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离婚原则，坚持了离婚自由的原则。不过，1950年的《婚姻法》从某种程度上也为离婚设置了一些限制，即需先经调解。《婚姻法》所规定的比较自由的离婚条款，帮助当时不计其数的深受包办买卖婚姻、重婚、纳妾、虐待、遗弃之害的当事人挣脱了不幸婚姻的枷锁。1.2 1980年《婚姻法》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与1950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有以下几点重要修改：第一，1980年《婚姻法》对离婚的法定理由做了一个实体性的规定。1950年《婚姻法》对离婚只有一个程序性的规定：如果夫妻一方要求离婚，可以由区人民政府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可以起诉到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一个实体性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新《婚姻法》通过后，迎来了一阵新的“离婚潮”。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年28.5万对增长到42.8万对。第二，1950年《婚姻法》规定，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禁止结婚，但对旁系血亲结婚未加限制。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规定。第三，1980年《婚姻法》将“实行计划生育”写入法律，提高了法定婚龄。1950年《婚姻法》规定法定婚龄为男20岁，女18岁。1980年《婚姻法》把法定婚龄提高到男22岁，女20岁。1.3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对《婚姻法》的修订，从通过即日起施行。上世纪90年代初，婚外情甚至“包二奶”渐渐成为公开话题。随着一些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婚外情有了“经济”基础，婚外包养情人的现象开始从隐蔽走向公开，引发了一些恶性事件和家庭经济纠纷。广东省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就“包二奶”、养情妇等问题向中央写出报告，希望引起重视。这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出台。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写进总则。针对“包二奶”现象，添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条款。还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作出明确规定，这在我国的婚姻法中尚属首次。《婚姻法》修改后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为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设计了更多保障性规定。例如，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增加了离婚救济制度；要求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规定子女不得干涉父母的再婚自由等。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还增设了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在夫妻财产制方面，一是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列举了法定夫妻财产制中双方共有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种类和范围。二是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包括约定的内容、形式和效力等。1.4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了《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五编“婚姻家庭”以原《婚姻法》、《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了部分规定，并增加了新的规定。第五编第二章规定了结婚制度，并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作了完善：一是将受胁迫一方请求撤销婚姻的期间起算点由“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修改为“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二是不再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情形，并相应增加规定一方隐瞒重大疾病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三是增加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五编第四章对离婚制度作出了规定，并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增加离婚冷静期制度。实践中，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为此，规定了提交离婚登记申请后三十日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二是针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久调不判”问题，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三是关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将原《婚姻法》规定的“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修改为“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以增强可操作性。四是将夫妻采用法定共同财产制的，纳入适用离婚经济补偿的范围，以加强对家庭负担较多义务一方权益的保护。五是将“有其他重大过错”增加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2、中国婚姻状况和国际对比2.1 结婚率、离婚率、离结比结婚率是指一年内结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结婚率=（某年登记结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离婚率有两种计算口径：第一种是一年内离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第二种是一年内离婚人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人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这两种计算口径的分母相同，但分子不相同：第一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对数，第二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人数。以“离婚人数”作分子计算的离婚率，比以“离婚对数”作分子的离婚率高了一倍。本文的离婚率采用第一种计算口径，这也是国际通用的计算口径。离结比是指一年内的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下表是中国2000-2020年结婚率和离婚率：可以看出，中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
下表是2020年各省份结婚率和离婚率：从上表可以看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家庭规模为2.46，而瑞典的家庭规模最小，仅有1.8人。
可见，家庭规模小型化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出现了许多非传统的家庭，包括单亲家庭和单身家庭。4.2 单亲家庭单亲家庭是指孩子仅由一位母亲或一位父亲所抚养的家庭。单亲家庭的类型，有丧偶式、离婚式、未婚生育式等几种。在现代社会，离婚率较高是造成单亲家庭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1年欧盟国家各类型家庭的所占比例平均为：有配偶的家庭占比为52.62%，其中25.82%的家庭有孩子，其余26.8%的家庭没有孩子；单亲家庭占比为6.81%，其中5.6%是单亲母亲家庭，其余1.21%是单亲父亲家庭；单身家庭占比为30.68%，其他类型家庭占比为9.89%。下表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春泥根据历次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计算的18岁以下未成年受访者居住在各类家庭中的百分比：从上表可以看出，上述国家中，非婚生子比例最高的是智利，高达73.7%，也就是平均每出生100个婴儿，就有73.7个婴儿是非婚生的。欧盟国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1.3%，经合组织成员国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0.7%。法国的非婚生子比例是60.4%，远高于欧盟国家平均比例。美国非婚生子比例是39.6%，略低于欧盟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比例。日本和韩国的非婚生子比例最低，分别仅有2.3%和2.2%。
近几十年来，无论是西欧国家还是东亚国家，结婚率都在下降。例如，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从1995年到2019年，法国的结婚率从4.4‰下降到3.5‰，日本的结婚率从6.4‰下降到4.8‰，韩国的结婚率从8.7‰下降到4.7‰。虽然2019年日本和韩国的结婚率比法国稍高一些，但生育率却更低。这是因为日本和韩国的非婚生子比例远远低于法国。法国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在社会福利层面，不管是婚生还是非婚生，生育都能得到同样的家庭补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补助也越多。在财产继承方面，法国民法典规定婚生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瑞典法律也规定，在生育子女方面，同居双方都是孩子的合法父母。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在入学、户籍等方面享受的待遇不会有任何差别。对非婚生育子女与婚内生育子女一视同仁，也是法国和瑞典生育率较高的原因之一。近年来法国和瑞典的生育率在欧洲国家中居于前列。相比之下，东亚国家的社会舆论对于非婚生育问题没有西欧国家这么宽容，日本和韩国非婚生子女占新生儿比例很低，这也是日本和韩国生育率远低于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原因之一。2019年，日本和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6和0.92。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就现实来说，我国的一些非婚生子女长期游走在社会边缘，面临入户难、上学难等问题。根据2016年CFPS数据，中国的婚前生育和未婚生育（生育后始终未婚）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其中，出生队列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为0.3%；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5、政策建议5.1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高房价是阻碍年轻人结婚生育的一大“拦路虎”。中国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为是房价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要低于小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0.74和0.87，而山东、河南、江西等省份的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要减轻年轻人结婚生育的负担，需要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5.2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生育成本过高是导致低生育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中国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几乎是世界最高的。根据OECD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国2.12%，法国1.42%，瑞典1.24%，日本0.65%，韩国0.15%，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5.3 对《民法典》有关收养条款的修改建议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我国的收养登记数量已经连续多年呈现负增长，内地居民的收养数量从2005年的3.8万人下降到2020年的1.1万人。通过孤儿院领养远远满足不了现实的收养需求，而且鉴于严苛的送养收养法律条款，真正能在民政部门办成合法收养手续的“民间收养”数量较少，于是没有办理民政登记的“民间收养”大量存在。这些民间收养的小孩因不符合现在收养条件上不了户口而处于“黑户”状态，给其入学、生活及以后的就业都带来很多不便。为此，建议修改《民法典》的以下有关收养条款。《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三条规定：“下列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一)丧失父母的孤儿;(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这一规定导致生父母有经济能力可以抚养，但是没有意愿抚养并且虐待子女的那些未成年人并不属于可以被收养的范围，因此建议增加一项可以被收养的情况：“（四）被父母虐待和家暴的子女，经所在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建议可被收养。”《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八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五)年满三十周岁。”该条款对收养人的限制条件较为苛刻，建议删除“(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这一条款。另外，建议把收养人需“年满三十周岁”改为“年满二十五周岁”。《民法典》第一千一百条规定：“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建议该款修改为：“收养人可以收养多名子女，但应证明收养人具备抚养和教育多名子女的经济能力、健康情况及家庭意愿等，并且个人信用良好。”另外，福利机构送养儿童只能按成本核算收取相应的养育费，不可变相以“接受捐赠”的名义贩卖儿童。送养之前应先在网上进行公示，中国公民有优先收养权。5.4 法定婚龄降到18岁法定婚龄，是指法律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中国古代男女的法定婚龄，春秋战国时代为男二十岁、女十五岁，到汉唐又降为男十五岁、女十三岁，至明清又稍提高至男十六岁、女十四岁。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定婚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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